陶公少有大誌，家酷貧，與母湛氏同居。同郡範逵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。於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馬仆甚多。侃母湛氏語侃曰：“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為計。”湛頭發委地，下為二髲，賣得數斛米，斫諸屋柱，悉割半為薪，銼諸薦以為馬草。日夕，遂設精食，從者皆無所乏。逵既嘆其才辯，又深愧其厚意。明旦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裏許。逵曰：“路已遠，君宜還。”侃猶不返，逵曰：“卿可去矣！至洛陽，當相為美談。”侃迺返。逵及洛，遂稱之於羊啅、顧榮諸人，大獲美譽。

　　張天錫為涼州刺史，稱制西隅。既為苻堅所禽，用為侍中。後於壽陽俱敗，至都，為孝武所器。每入言論，無不竟日。頗有嫉己者，於坐問張：“北方何物可貴？”張曰：“桑椹甘香，鴟鸮革響。淳酪養性，人無嫉心。”

　　子云：“小人贫斯约，富斯骄；约斯盗，骄斯乱。”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以为民坊者也。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，贫不至于约，贵不慊于上，故乱益亡。子云：“贫而好乐，富而好礼，众而以宁者，天下其几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民之贪乱，宁为荼毒。』”故制：国不过千乘，都城不过百雉，家富不过百乘。以此坊民，诸侯犹有畔者。